大学，理想主义远去之后

大学变迁受到两重力量的影响，除了整个社会基础的变化，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定位。中国大学的新一轮洗牌和格局调整即将开始。

关于大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一句名言妇孺皆知：“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校长说这番话的年代是1931年，当时，高等教育正逐步趋于现代化。如今，大师辈出的时代已经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两院院士”、“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大楼兴建的时代已近尾声，将近20年的“产业化”让大学在物理形态上一日千里。

曾经，人们以“象牙塔”来描述大学在社会中的存在状态，它营造出的氛围充满理想主义情怀，与社会生活保持适当的疏离和超脱。其实这更多的是一种美好想象。大学与时代和社会变迁从来都不是“二元结构”，每一代的大学生都在追求自身价值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契合。比如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与整个社会的活跃思潮，90年代的多元分化与市场经济改革，2000年后的就业焦虑与社会资源分配的失衡，大学与社会，始终都是一种共生关系。而今天，我们依然能从大学内部生态及其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看到中国社会的演变路径。

功利性读书

近20年，对社会结构影响最大的高等教育改革莫过于扩招。1999年之后，大学开始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招生人数从不过百万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万人。更多的人能够从大学教育中受益，但大学生群体之间因学校所处等级产生的分化也更明显。大学的去精英化定位并不表示精英的遴选需求发生了变化，反而有加强的趋势。每一年，以北大、清华为首的几所顶尖高校在抢夺各省“状元”时不遗余力，就是要确保不受扩招的“稀释”影响。

接受大学教育的人群基数增大了，而最优质的高校资源依然集中在几个地方的数十所学校，“985”、“211”这样的标签自然就是甄选人才最重要、最易辨识的参考指数，被社会认同，因而被学生向往。这也是考研人数持续增加的原因，2016年，这一数字已达177万，大学分等，学历含金量也分等，所以，部分在就业竞争中并不具备优势的大学就成为了中学的延续。

在网络上，曲阜师范大学、烟台大学、聊城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被戏称为中国四大“考研基地”，所谓“考研基地”，是指这些三本院校考研的氛围异常浓厚，很多人从大一开始就以等待“第二次高考”、跨越到名校为目标，他们用四年的复习去换取更有含金量的学历背景。曲阜师范大学是最早被注意到的“考研基地”，2004年，因为《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让这所学校陷入了舆论漩涡。考研率最高的是化学院，接近70%。这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因此受到了小范围追捧，其所在的山东是高考大省，竞争异常激烈，每年有很多高考失利的学生都会选择这所考研率高的学校作为踏入名校的跳板。按照其管理者的说法，曲阜师大也因此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名声大震，“全国只要有研究生点的院校和科研机构，都有我们师大的学生。”

201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达到765万人。原本吸收应届毕业生的主力―民营企业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下，已经很难产生充足的市场需求。就业形势对大学的“调节”作用无疑是最直接的，每一个大学生不得不以职业规划为中心度过四年时光，名校生早早开始准备考托福、雅思，在国企、外企寻找实习机会，而对那些受益于“扩招”进入大学的人来说，考研就是最好的出路，可以让他们延迟进入就业市场，避开同等学历者中更为优秀的竞争对手。

布告栏、公共空间的信息传播是观察大学精神生活最直接的窗口。现在，每一所大学的食堂门口、宿舍楼下，都能看到糊了一层又一层的考研、出国辅导班广告，毕业后的去留成了大学生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它所导向的功利性读书是近十余年来“大学之道”最大的变化。

心理格局延续竞争状态

另一个对大学影响最大的政策则是公务员考试制度。

1996年，大学毕业生开始不包“分配”，到2000年，“分配”全面停止，改由学生在市场上自主择业。自主择业不仅改变了人才流动机制，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对知识的态度、大学生的精英自我认知及其与体制的关系。而公务员考试无异于续接了传统社会的“学而优则仕”，大学生与体制之间的通道重新通畅、明确。

尽管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早在1994年就已经建立，但真正成为大学生进入国家机关序列的主流选择是在2006年《公务员法》确立之后，考试形式开始固定、录用机制也更趋于公平、透明。在阶层固化、“知识改变命运”神话破灭的社会背景下，公务员考试提供给大部分出身平凡的人加入体制的最后机会，完成身份、阶层转换，实现主流社会认可的知识“变现”。所以，一些理科生会在高考填志愿时，选择更便于考公务员的法学、管理学等文科专业。“国考热”也从未降温，每一年都会出现几千个人争一个职位的景象。

“扩招”、“国考”，前者淡化了大学生的普遍优势地位，而后者又给予他们重新确立自己传统精英属性的机会，政府、公权力依然是社会的主导力量，这决定了进入体制的动力并不会减弱。大学生就会成为整个社会中相对保守的群体，对稳定、编制的追求压倒创新和活力。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都会面临理想主义消退的转型，而对于今天的中国大学来说，经历了80年代的激情、90年代的多元之后，功利主义的追求已经趋于稳定，未来也很难看到重新打破秩序的可能。

而更重要的是大气候的变化对大学生心理结构的影响。他们在物理空间上已经脱离了中学，但在心理格局上却依然延续着高考状态，一种难以松弛的竞争紧张挥之不去，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都处在两阵对垒的情绪中。

近几年，大学生杀同学、室友的案件越来越多，而且原因也更加匪夷所思。从2004年的马加爵案开始，几乎每一年都会发生校园血案。2013年，复旦大学宿舍投毒案引起轰动，已经被执行死刑的上海医学院研究生林森浩将其实验用的剧毒化学品注射到了饮水机中，导致同宿舍的黄洋身亡。庭审中，他辩称动机只是“愚人节”的作弄。人们除了惊愕于一名已经27岁的医学院高材生对生命有着如此儿戏的态度，更感慨同学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扭曲―“感谢室友不杀之恩”。今年已经发生多起在校生谋杀同学的案件，其中两件都与“唱歌”有关，分别发生在四川师范大学和昆明理工大学，嫌疑人与被害人都曾经产生过节，根据已经披露的信息，“在宿舍里大声唱歌”成为矛盾激化的源头，利器相向，最终导致悲剧。

极端事件当然是个案，但大学生的普遍焦虑感是一个事实，大学生患忧郁症、自杀的数量都呈上升趋势。他们在心理上未完成社会化，而不得不提早准备向职业化过渡，这是无法解除的内心重负。

师道尊严瓦解了吗？

大学内部生态发生变化的另一面是师道尊严的衰微。

在今天的大学，老师与学生畅谈欢叙、共同锤炼学问的场景已不常见。除了上课，老师远离学生的日常生活，即使保持更多联系的辅导员，也只是负责对学生进行纪律上的管理。与此同时，教授群体的权威也在大打折扣，一些技艺不精、缺乏实践经验和务实精神的老师沦为“砖家”，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潜规则以及学术造假和论文抄袭的泛滥，高校领导贪腐事件都让为师之道蒙灰。

青年教师对于大学生无疑有更直接的影响，相比于功成名就的教授，他们要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他们自身的生存状态和职业晋升决定着一所学校基本格局。这一群体被称为“青椒”，由于收入、职称天花板的限制，他们的职业并不像自己预期或外界看来那样光鲜，尽管与前些年相比，“青椒”的待遇已经获得了很大改善，但是在职称评定上变得更难有突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错过了事业单位福利分房的年代，必须应对社会高成本的压力。

职称、收入的压力促使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教学以外的领域。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一名青年教师写给女儿的信在网上广为流传，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给女儿办户口时的无奈与周折，称自己“无能、没本事、没钱”，无法给女儿更好的生长环境。几年之后，当《南风窗》记者去采访他的时候，这位老师的生活已经发生了连他自己也不曾料想到的变化，女儿不仅顺利落户，而且能享受到专门从香港带来的奶粉，去迪斯尼游玩。这一切都是因为除了学校的基本工资，他从出书、给培训机构讲课中获得了更大的收益。从这名青年教师的境遇可以看出，这一群体的更多获益并不是产生于教学。他们只能将重心放在发论文、争取科研项目、声名扩大后有更多的商业性讲课上。他们作为研究人员的身份远比师者的身份更重要。

这一改变几乎在重塑大学里的师生关系，即使老师和学生有更多直接联系的研究生教学中，两者之间的尊重和　　传承也在发生变化。以科研项目为纽带，师生之间的关系更加趋于公司化，尤以理工科专业为主，研究生将导师称为“老板”，老师与学生之间更像是企业内部的管理系统。能够给学生带来实际利益的老师自然就能获得更大的尊重和服从。

去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孙家洲在网上公开发出《为断绝本人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称学生郝相赫在微信朋友圈中对学界前辈阎步克先生和韩树峰先生无端嘲讽，有鉴于此，他宣布与郝断绝师生关系。当时引起了人们对于学界规矩和尊严的探讨。尽管这次事件只是涉及到学术争议和表达不同意见的态度，但也表明，当师道尊严并不仅仅是建立在学识和品德之上，而有了更多复杂的利益因素时，带来的必然是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不适感。

大学与社会的互动

按照傅斯年那一代人的看法，大学对社会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树立榜样，以影响社会风气。这样宽泛的界定适用于开启民智、忧以天下的时代。而现在，大学的理想功能更在于为社会提供经济、科技、文化各领域的智识和创新成果，也就是说，大学不仅要与社会保持一种密切的互动关系，更要有超越、引领性的思想、理念和研究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最快的IT和电子商务等领域，大学已经落在了时代潮流之后。高校的相关教材往往还停留在更早的水平。2016年5月，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在一次论坛上称，中国高校金融专业教材已经落后现实五年左右。大学的理论建设、相关实践与社会脱离，而另一方面，某些领域的社会经验被重点强调。

过去几年，中国电子商务的爆炸式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经济形态，大学里的基础理论也很难保持同步更新，部分高校也从中看到了电子商务对拉升就业率的作用，近10年，开设电子商务专业的大学越来越多，截止到2015年，有电子商务专业的高校有381所。相应的，“淘宝班”也开始出现于大学校园，2009年，义乌工商学院率先在全国高校中开设淘宝班，招收了4个班级共120名学生。最近几年，“淘宝班”这种模式被更多高校效仿。

现在，“双创”成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大学与社会互动的新趋势，与仅限于职业院校的“淘宝班”相比，“双创”对高校的影响面更大，几乎每所高校都陆续建立了自己的创客空间和创新基地，不少大学还增加了创新学分，以示重视。与10年前大学与市场中人才需求脱节的状况相比，这样的纠偏可以帮助对接，但一种热潮的形成必然带来某种取向的扭曲。最近，山东建筑大学被曝出，毕业生为了取得学校规定的“创新学分”，纷纷到校外的打印社制作各种假证书向学校交差。该校学生在校期间必须要完成创新学分，否则就毕不了业。而“双创”对于大学氛围构成的影响是更务实还是更浮躁，也值得深思。

过去20年，除了“扩招”、“产业化”、“国际化”，中国大学最重要的实体变迁就是兴建“大学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院校调整，有关高校开始大手笔“聚合”，“大学城”也因此诞生。目前，全国40多个城市都已经有高校云集的大学城，这些大学通常位于远离市中心的区域，高校自成一体，外面一片荒芜，90后、00后的大学生很多都是从农村走向农村，新校区与老校园之间的底蕴和文化也被割裂。

大学变迁受到两重力量的影响，除了整个社会基础的变化，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定位。大学如何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取舍，如何既保持精英遴选机制的畅通又能扩大全民教育水平，如何在院校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办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这些问题都在左右着大学的走向和未来。最近，教育部宣布《“985工程”建设管理办法》《“211工程”建设实施管理办法》等一批规范性文件失效，并称中央会将“985工程”、“211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国大学的新一轮洗牌和格局调整即将开始。

作者：张墨宁 摘自《发现》